吳敬璉:出口導向政策形成對于人民幣升值壓力

     堅定地推進市場化改革實現增長模式轉型 

    解決國內外收支不平衡的根本出路：

    內外收支不平衡問題的根源在于中國目前這種靠投資和出口拉動的增長模式。因此，調整利率、匯率雖然是必要的，但這只是短期調節(jié)，從長期來說，實現增長模式的轉變才是根本出路。

　三種增長模式

    建國以來中國的經濟增長，一直沿著先行工業(yè)化國家早期經濟增長的路子前行。

    根據現代經濟學分析，西方國家的近代經濟發(fā)展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18世紀后期第一次產業(yè)革命起到19世紀后期第二次產業(yè)革命開始的早期增長階段。當時西方國家的經濟增長主要靠投資驅動。這種經濟增長方式的理論概括是著名的哈羅德-多馬模型。第二個階段，通常叫做現代經濟增長的階段，在19世紀后期全面展開，直到20世紀中期進入信息時代。這個階段經濟增長的驅動力量是技術進步和效率提高，其理論概括則是索洛的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發(fā)達國家進入了后工業(yè)化時期以知識經濟和信息化為特征的經濟增長階段。這時，在發(fā)展經濟學上形成了新的經濟增長理論，建立了內生經濟增長模型。

    先行工業(yè)化國家早期增長模式帶來了一系列負面經濟和社會后果，如工人階級生活狀況的惡化、污染的嚴重等等，出現了所謂“曼徹斯特資本主義”的種種惡劣現象。馬克思對這些現象作出了透徹的分析。他指出，由于靠投資驅動經濟增長使資本對勞動的比率不斷提高，資本總量中不變資本對可變資本的比率，即資本有機構成的不斷提高，可變資本（用來支付工資的資本）在總資本所占比率越來越低，就一定會出現兩種規(guī)律性現象：一個，馬克思把它叫做平均利潤率下降的規(guī)律。平均利潤率的下降，引起了競爭的加劇和壟斷的形成。另一個，馬克思把它叫做相對過剩人口（即失業(yè)人口）不斷增加的規(guī)律。也就是說，勞動者收入，或者說他們的消費基金在國民收入中所占比重越來越小，造成了失業(yè)人口的增加和無產階級貧困化。馬克思在1876年發(fā)表的《資本論》第1卷中指出，“資本主義的喪鐘就要敲響”，正是根據上述分析得出的結論。

    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早期經濟增長模式所作的分析，即使從現代的眼光看，也是無懈可擊的，但不幸的是，雖然先行工業(yè)化國家在19世紀末期已經轉向效率驅動的現代增長模式，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在建立以后都幾乎無一例外地走上了西方國家早期增長的路子。

    其原因在于蘇聯在20年代確立了以自覺實行資本主義早期增長方式為特征的工業(yè)化路線，即所謂“優(yōu)先發(fā)展重工業(yè)的社會主義工業(yè)化路線”。斯大林提出的這條“社會主義工業(yè)化路線”并不是從什么增長理論模型推演出來的，而是出于一種現實需要，即處在資本主義包圍之中的蘇聯要趕快增強國防力量的需要。只不過以斯大林為首的蘇聯領導人為了在黨的斗爭中增加自己提出的路線的合法性，壓倒黨內反對派的不同意見，抬出了列寧在1893年《論所謂市場問題》一文里關于資本主義早期增長中“生產生產資料的生產資料部門增長最快，生產消費品的生產資料部門增長次之，生產消費品的部門增長最慢”這一歷史事實的陳述，論證用國家的強制投資保證重工業(yè)的優(yōu)先增長，乃是對于“馬克思主義再生產理論的基本原理”的自覺運用。

    斯大林的“社會主義工業(yè)化路線”在20年代中期蘇聯的“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中被蘇共確定為唯一正確的路線，此后，蘇聯計劃委員會經濟學家菲爾德曼受命制定的以投資拉動經濟高速增長的理論模型，即“菲爾德曼模型”也就成為制定五年計劃的理論基礎。后來建立的社會主義國家包括中國在內都是沿著這條路線走的。雖然中國從20世紀50年代后期起已經痛切地感受到了這種增長模式造成的災難，在改革開放后也采取了某些措施，企圖緩解和消除它的后果，但是由于沒有在理論上和政策上得到根本的解決，增長模式的轉變始終沒有成為現實，以至于“十一五”規(guī)劃需要再次提出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出口導向不能長久支撐增長

    東亞一些國家和地區(qū)在實現工業(yè)化的過程中也多少采用了先行國家在早期經濟增長過程中使用的投資驅動的做法。但是它們在相當長時期中并沒有感受到馬克思所指出的最終消費的瓶頸約束問題，相反能夠維持長達十幾、二十幾年的強勁增長。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東亞許多國家和地區(qū)采用的出口導向政策，用出口需求來代替萎縮的內需，緩解投資驅動的增長模式帶來的內需不足的問題。因而實行以政府對本國企業(yè)的適度保護和本國貨幣匯價低估為主要內容的出口導向政策常常被看作是創(chuàng)造20世紀70～80年代“東亞奇跡”的重要法寶之一。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后，特別是1994年外匯改革以后，也成功地運用了這種辦法，促進了出口的強勁增長，以旺盛的出口需求支持了經濟長時期的高速增長。

    但是，根據理論分析和世界各國的經驗，出口導向政策并不能長期地維持經濟穩(wěn)定和有效增長，它必須隨著經濟發(fā)展而向著更加市場化的方向轉變。

    從宏觀經濟的角度看，問題的癥結在于：出口導向政策的成功實施會帶來外匯的大量增加，形成對于本幣升值的壓力；而與出口導向政策配套的外匯政策又要求本幣匯價保持不變；要維持出口導向的政策，就不能放松中央銀行的干預，使本幣幣值保持穩(wěn)定。這樣，中央銀行就要頻繁介入，抑制本國貨幣升值的勢頭。以我們的情況為例，2005年中國人民銀行每天大約收購6億美元（2006年上半年已經增加到每天大約8億美元）。這就是說，央行每天要放出50億元的高能貨幣。按照現在的貨幣乘數接近5倍計算，每天貨幣購買力增加兩三百億元。這就必然造成貨幣過量供應和流動性泛濫。目前商業(yè)銀行的存差已經達到10.5萬億元。目前的許多宏觀經濟問題，如經濟過熱、投資增長過猛問題都由此而生。

    貨幣過量供應有兩種可能的結果：一種是一般商品價格的上漲，也就是通貨膨脹（inflation）；另一種是資產價格，如房地產價格、股票價格的上漲，“泡沫”的形成，也就是資產價格膨脹（assets inflation）。房價過高的問題的宏觀經濟根源就在這里：由于流動性過多，投資買房的人把房價買高了，消費買房的人卻因為購買力不足而買不起，于是成為尖銳的社會問題。這類宏觀問題（總量問題）恐怕是很難用限價等微觀手段（個量手段）解決的。

    從微觀經濟的角度看，長期采取出口導向政策還容易使出口國的企業(yè)躺在低要素價格和低匯價上面，由于缺乏從事技術升級和產品更新的壓力和動力而成為J·斯蒂格利茨所說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專業(yè)戶”。在2003年秋季到2004年秋季期間我國經濟學界和決策層曾經進行過關于外匯匯率問題的多輪討論。在這些討論中，我是支持余永定教授關于“盡快恢復匯率浮動、不要害怕人民幣升值”的意見的。當時，我的著眼點主要在于促進我國企業(yè)的微觀效率提高。我曾轉達過一位浙江出口企業(yè)老板的意見。他指出，從短期看，人民幣不升值對企業(yè)家很有利，但是兩三年以后就不得了，因為在出口導向政策的鼓勵下賺錢太容易了，人們往往因此放松了搞技術更新和產品升級的努力，時間長了，我們的出口產品會喪失自己的競爭力，盈利率會下降，甚至完全賣不出去。到那時候一切都太晚了�，F在看來這位老板所講的這番使中財辦的領導同志也為之動容的道理，的確有先見之明。

    除此以外，長期維持出口導向政策還會帶來其他問題。因為在政策支持下的低檔商品出口利潤很薄，出口商只得靠數量擴張創(chuàng)收，這樣，就會引起我們與貿易伙伴之間的摩擦和國外藍領工人對我們的敵視態(tài)度。

    轉變增長方式要靠推進市場化改革

    雖然“十一五”決定了要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可是做起來很難。由于它會影響現有的利益格局，因而這一轉變不可避免地存在障礙和阻力。消除實現增長方式轉變的體制性障礙的關鍵，在于堅定不移地推進市場化方向的改革，使市場制度，也就是自由價格制度能夠在資源配置中充分發(fā)揮基礎性的作用。

    在最近兩年關于增長模式轉變的論著中，我已經詳細分析過實現這一轉變的主要體制性障礙，包括政府仍然保持著過多配置資源的權力，以產值增長為主要政績指標的自上而下的干部考核制度、以生產型增值稅為主要收入來源的財政體制，以及工資、土地、資金、外匯等價格的扭曲等等，這里就不再一一重復。需要補充的是，我最近參加財政部召開的“財政體制與和諧社會建設”國際討論會，受M·斯特恩等三位外國經濟學家論文的啟發(fā)，認識到投資過熱的成因，是目前這種政府提供公共產品的支出責任嚴重下移。人們往往指摘地方政府好大喜功，這是不太公平的。實際上這類問題與其說是由地方官員的思想偏差造成的，還不如說是目前體制下的一種必然。正像斯特恩等所分析的，現在中國許多很重要的公共服務，如社會保障、義務教育等的支出責任主要由縣和縣以下政府承擔，而基層政府又沒有正規(guī)的收入來足以支持這些支出，于是它們只好直接抓引資和投資，繁榮本地經濟，然后靠對企業(yè)的控制權取得收入。其實中央的財政部門早已感覺到支出責任和收入的不匹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不過他們針對這一問題提出的對策叫做“適度集中事權”。他們的這種意見沒有得到輿論的支持。其中一個原因，是他們用了“事權”這個很不確切的提法，造成了中央要“收權”的誤解。所謂“事權”是一種反映“大政府”概念的說法，意味著財政資金和權力都源于政府自身。其實在市場經濟中，財政支出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一種責任。許多重要的支出責任首先應當由中央政府承擔。

    總之，實現增長方式轉變的必要前提，是通過各方面的改革，完善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充分發(fā)揮基礎性作用。比如說實現自主創(chuàng)新、提高教育質量，如果不解決教育科研的行政化、官本位體制，而是熱衷于建立政府基金、立項目、給投資、發(fā)補貼，結果只能是事與愿違，甚至南轅北轍。上個月全國政協常委會討論如何建設創(chuàng)新型國家的會議上，有一位科學院院士講的一句話很有分量。他說，鼓勵自主創(chuàng)新一定要注意方法，如果一味靠給科研經費、給補貼來“調動積極性”，也許過幾年以后我們的科技隊伍就變成了現在的“國家足球隊”了。至于講到我們這次會議討論的如何解決“國內外收支不平衡”的問題，我看根本出路也在于進行外匯體制進一步市場化的改革。

    值得注意的是，由長期執(zhí)行出口導向政策引起的外匯問題不僅在中國存在，在許多采取出口導向戰(zhàn)略的東亞國家和地區(qū)如日本、臺灣也都出現過，而且造成了相當大的損害。我們應當認真研究它們的經驗和教訓，以免重蹈覆轍。

    在這里，我想推薦原臺灣大學校長、臺灣“經建會”副主任孫震教授在今年4月“兩岸經濟論壇”上的專題報告：《臺灣自由化的經驗與檢討》（載《比較》第25期）作為參考。孫震指出，臺灣在50年代末期采取了“局部自由化”的出口導向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以致在20世紀80年代，許多經濟界人士認為臺灣即將在90年代跨越“發(fā)展中”和“發(fā)達”的界限，成為發(fā)達經濟。但是時至今日，“臺灣似乎離發(fā)達地區(qū)的境界日遠”。他認為，由臺灣經歷獲得的基本教訓是，經濟體制和政策應當與時俱進，隨著經濟發(fā)展而變化，推進經濟的“自由化”，即市場化。臺灣的問題，出在“決策者對經濟自由化缺少認識和信心，以至躊躇不進”上。例如，臺灣60年代本應順應出口擴張、貿易差額改善的情勢，逐步取消對出口的補貼，放寬對進口的限制，調整匯率，修正新臺幣偏低的幣值，這樣就能進一步增進資源利用效率，實現更高的經濟增長率，1974年世界石油危機后的衰退也會較為緩和。后來，臺灣當局在1984年提出了“自由化、國際化、制度化”的正確方向，然而囿于短期利益的考慮，上述“三化”的實施遲疑不決，造成了往后的被動局面。例如，臺灣當局在外匯資產大量增加的條件下，仍不愿讓新臺幣升值，因而遲遲不放開對外匯形成機制的管制，而是大量收購美元，控制新臺幣的匯率。大量收購美元，使貨幣供給大幅度增加，這又引起了資產價格膨脹和資產泡沫的形成。房地產泡沫刺激開發(fā)商將大量資源用于空置房的建設，造成了嚴重浪費。而且后來受到外部沖擊，泡沫崩潰，不但無數廠商因資產縮水而陷入財務困難，而且銀行由于不良資產的大量增加而不勝負擔，最后只好由政府幫助銀行抵銷壞賬，歸根結底由全體納稅人埋單。

    我覺得這篇文章值得我們仔細研讀，應當從中吸取必要的教訓。